六四事件中的浙江省

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浙江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乃至有體制內人士參與，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

在八九民运期间，浙江各地成立的民运组织包括温州的「溫州高校學生聯合會」、「溫州大學生臨時自治會」、「溫州青年同盟會」、「救國會」、「協調委員會」，寧波的「寧波高校學生敢死隊」，金華的「浙師大學生自治會」等^[1]。丽水大中专学校学生期间多次上街游行和进行静坐、募捐等活动^[2]。

5月17日，宁波师院、宁波大学上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授北京高校绝食学生。领导前往教育疏导,游行队伍傍晚返校。次日，宁波继续有大中专学生5000余人上街游行，有新闻、文艺工作者参与,一度堵塞交通。市领导先后与学生对话。是日上午9时半，有15名学生绝食，次日晚停止。

5月18日，宁波、嘉兴、台州等城市近6000名学生上街游行^[3]。5月19日，各地继续有人上街游行^[4]。温州大学、温州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学生也在期间示威游行，并进行募捐。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对示威总体反响不大，示威者在环城东路小商品市场募捐时，122个摊位并未捐赠任何金钱^[5]。

六四镇压后，温州继续示威不断。温州市区松台街道个体劳动者协会致电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表示拥护平乱行动^[5]。6月5-9日，宁波抗议北京清场的学生和市民抗议者则造成交通堵塞,铁路宁波站52列火车停行,直到6月10日恢复正常^[6]。

在杭州，一些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与组织者，此前曾经参与七十年代的民主墙运动，或者1986年的八六学潮^[7]。

1989年4月20日晚七时，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的二千多名学生打着“还我人权，为自由而战”的横幅，呼喊“打倒官僚”、“民主万岁”等口号，到省政府门前游行^[8]。4月24日，杭州大学出現有人传抄流傳的所谓“胡耀邦遗嘱”，稱“我的死不能导致小平等人在政治上的灭亡。不要害怕，不斗是不行了。革命的老同志还没死完，中国的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公安部指這些流傳的“遺囑”“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9]。

4月27日，即四二六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杭州繼續有抗议活动。在4月29日的北京學生與袁木对话之后，杭州学生对中央政府的反应強烈^[10]。4月30日晚，浙江大学600多学生在杭州植物园集会，有的学生演讲呼吁学生五月四日游行。集会上打出了“五四科学和民主促进会”的旗号。事后经校方施加压力，集会发起者同意今后不参加或不组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活动，并宣布“五四科学和民主促进会”流产^[11]。

5月3日，杭州高校出现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11]。5月4日中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八所学校大约10000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门前聚集，也有大量群众加入或围观，一度堵塞交通。示威者要求新闻自由、控制通货膨胀以及懲治腐败官员。经过交涉谈判后，学生们于下午四时散去^[12][13]。

杭州市的中共黨員被警告不要參與学生活動，也不許像其他杭州市民一样向學生提供食物或水^[14]。民運人士陈维健、毛庆祥認為学生多日绝食要求与政府对话，而政府“冷漠得近乎残忍”^[15]。部分曾参与民主墙运动的民运人士希望提供经验上的帮助，帮助和参与学生的抗议，但是担心其民运背景给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借口，并最终决定不公开介入学运。学生亦因为顾及“被打成反革命”而“排斥市民和工人力量的介入”。七九民运的钟海涛、朱伟良、王东海、张震毅和陈维健等人利用其开设的私营商店作为各界民运分子的联络据点，并派人到大学串联。民运人士指其每天到武林广场了解情况，并常被国安便衣跟踪^[7]。

5月14日至16日，有将近3000人參與遊行，另有40人開始絕食抗議，以声援北京的学生。^[16]5月16日，浙江大学近三千名学生，包括2000多名研究生上街游行，呼喊“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绝食”、“反对终身制、世袭制”、“尊重人权、反对特权”“无能者下台”、“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等口号，游行学生于下午七时返校^[11][17]。到5月17日上午，11所高校的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18]。一些高校教师和职工参加游行。浙江大学十多名学生宣布绝食。晚上，绝食抗议的人数增加到數百人^[19]。绝食开始后，武林广场不断有绝食学生被送到医院抢救。也有民运人士“为绝食学生康复捐款”，并动员企业家参与^[7]。

5月18日凌晨，包括浙江省委書記李泽民和省长沈祖伦在内的官员到广场与学生对话，探望了绝食抗议者，并请他们停止絕食^[3]。 据《中国日报》报道，大约有十万人参加或观看了示威游行^[20]，包括十五所院校和单位，如杭州大学、商学院等。遊行中還有新闻界的声援队伍，包括各个报社、省广播电视厅和电视台。事後“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播放各处游行的场面”。17日在武林广场静坐的浙大、杭大250名学生仍在静坐^[3]。根據親歷者、時任房管局職員民運人士朱虞夫的記述，當天“游行队伍熙熙攘攘，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朱虞夫當天使用攝影機拍攝了很多畫面，六四事件之後朱虞夫被捕，政保科要求其交出錄影帶^[15]。

5月19日，有七百多名学生静坐绝食^[4]。期间杭州市民、学生中的民运支持者成立了「杭州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浙江高校改革促進會」、「浙醫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浙大救國會」、「杭大團結學生會」、「杭大學生敢死隊」、「杭州商學院聲援團」、「杭州市工人自治會」、「杭州市工人民主聯合會」、「杭州市民自發聲援團」等组织^[1]。七九民运人士王东海、毛庆祥、朱虞夫、方醒华、朱伟良、李锡安等人策划成立“杭州工人自治联合会”，在草拟了宣言和纲领以后，由王东海到武林广场宣布。到了武林广场，王发现已经有人宣布成立了杭州市工人自治联合会，于是立即表示支持并且全体加入工自联^[7]。

在北京宣布戒严以后，杭州学生组织、工自联、市民代表开始有较多的联系。朱虞夫以工自联联络员的身份与学自联联系，工自联亦组织志愿者向沿街的商家为学生募款，把捐款送到武林广场的学生组织手里^[7]。5月20日凌晨，浙江大学等十多所高校16000余名学生进行游行。清晨，又有一些高校上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在武林广场汇集，有的绝食学生要其他绝食者停止绝食，到工厂、街道进行演说呼籲各界支持学生行动。示威者呼喊的口號包括“打倒邓小平、李鹏”、“李鹏杀气腾腾，邓小平调兵遣将”、“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求李鹏、小平下台”、 “反对独裁”、“反对暴力”、“反对警察”、“反对军管”、“打倒军阀”、“救救紫阳”等^[11][21]。

5月21日，继续有人打“反对独裁”，“反对警察”，“李鹏下台，小平滚蛋”等标语游行^[22]。22日，十所高校和六所中专学校约一万名学生冒雨上街游行^[23]。

由于北京宣布了戒严令，以及對杭州当地政府的做法不滿，工人们于5月23日开始罢工，并与学生一起示威遊行^[24]。在同一天，有300名学生通过销毁團員證以表示自己退出共青团^[25]。5月24日，杭州18所高校、四个新闻机构及部分企事业单位共一万余人上街游行，游行队伍先后到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26]。

5月2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省电力学校三所院校和杭一棉厂共两千多人上街游行^[27]。5月26日，政府在报纸上刊登紧急呼吁，要求学生重返课堂^[28]，但仍有5000名学生前往武林广场，并表示將示威到底^[29]。

5月27日，在武林广场静坐的学生有200余人返校，尚有50余人仍在坚持。大多数学生回歸課堂，但仍有许多杭州大学的学生繼續罷課，120多名学生企图乘车进京均被劝阻。5月28日，浙江大学等7所高校，5000多名学生上街响应当天的全球华人大游行^[30][11][31]。

5月30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高校学生受上海一些高校的影响，策动其他学生离开学校使学校成为“空校”。上午，杭州大学有人贴出布告声称要搞“空校运动”。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工学院等院校也不断出现要搞“空校运动”的大字报和标语。31日中午，浙江医科大学部分学生由空校组织委员会召开了100多名学生参加的“空校讨论会”，对“空校”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校领导劝说不果。投票结果以73票对1票通过，同时还通过了《空校宣言》和《空校纪律》，声称“我们空校，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忍无可忍……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为把斗争坚持下去……把这场民主运动推向前进，我们空校罢课，以我们付出的代价来唤醒民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并声称即日起空校罢课，“直到人大开会罢免李鹏”^[32][33]。

6月1日，浙江省委書記李泽民要求剩下的学生結束罷課^[34]。受“空校运动”的影响，学生陆续离校外出或返乡。至1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已有约四千名学生离校外出或回乡^[35]。

得知北京六四镇压之后，6月4日中午，浙大等六所高校共6000多人上街游行，呼喊“反对暴力镇压“等口号，并到浙江省政府递交了“抗议军警镇压学生在北京制造流血事件”的请愿书。下午三时四十分，浙江大学等六所高校7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四时四十分，浙大200多名学生进入铁路，沿着铁轨游行到杭州站，站在铁轨上呼喊口号，致使进出站的列车被迫停车。经劝说交涉后，学生于五时二十分离去，並声称“明天再来”^[36][37][38]。

6月5日，上午六时许，杭州市主要路口全被路障堵住，全市交通中断。杭州城行人明显减少。高校学生成百成百地出来游行，游行队伍从武林广场出发，到杭州火车站结束。学生并在街上设置路障。有民运人士书写“不要杀学生！向我开枪！”的横幅，也有人高喊“不要杀学生！向我开枪！”的口号^[39][7]。

6月7日，由浙江大学学生发起的铁路卧轨事件进入第三天。在与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等人现场谈判后，19时30分，卧轨学生撤离南星桥火车站。20时12分恢复通车^[11]。

6月8日上午七时许，浙江大学四十多名学生拦在杭州制氧机厂大门口，阻止工人进厂，引起一些工人反感。有些工人欲动手教训阻拦的学生，被厂领导制止，并组织一百多名干部、工人将学生劝离。浙江大学、杭州大学一百多名学生封住杭州重型机械厂的三个大门，拦挡进入浙江麻纺厂的通道，不让工人上班。学生还进入厂内散发传单，煽动工人罢工。有十多名学生趁机冲进麻纺厂车间，强行关掉已开启的机器^[40]。6月9日，仍有学生到工厂、部队串联^[11]。

根據浙江民運人士朱虞夫的說法，時任浙江省代省长葛洪升因为“与李鹏的特殊关系”，力排省委书记李泽民“浙江动而不乱”的说法，指浙江“有动乱”，于是六四之後中共中央向浙江省派下了“清查工作组”^[15]。

浙江省对“六四”政治犯进行集中关押，一年以上的犯人被集中关押在浙江省第四监狱的有 45 位。而凡是被判劳教、拘役、管制，以及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都不在第四监狱。8 月，仙居县液压件厂青年工人杨忠信因书写和张贴抗议“六四”的标语，被台州中级法院判刑 5 年，是浙江省第一个被判刑的人。杨忠信被送到杭州乔司劳改农场，后来转送临平四监。临海工人张国平因在街头发表演讲抗议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还有人因在旅馆电视机上书写标语“打到邓、杨、李”而被判两年徒刑。

杭州市民團負責人王九紅、錢偉、孫光清被以“擾亂公共秩序罪”判刑2-3年。秦山核電站技術人員謝志堅、蓋宇峰因組織示威遊行，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判刑。李延根、廖建克等人因联系台湾，被以“反革命特務罪”或“叛國投敵罪”判刑。義烏鄉村中學教師鮑瑞清因給當局有關部門寫信表達抗議，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3年。此外，有浙江美術學院学生爬上省府大樓樓頂降半旗，或給“美國之音”打電話，報導學生在省政府大樓降半旗為“六四”死難者致哀的消息，均被判刑^[41]。

浙江被关押者年龄最小的是绍兴嵊县职业学生金秀元，高中刚满18周岁，年龄最大的是59岁的玉环县楚门镇退休工人、联防队员叶良才。刑期最长的是杭州花圃工人马德良（因组织“劳动党”被判13年），其次是浙江教育学院学生毛国良（7年），以及浙江美术学院学生张伟平（9年，1990年底改判为5年）。到1993年9月中国申办奥运会期间，毛国良被释放。丽水师专大一学生胡文奎、宁波装潢工人邬伟海最后在狱中精神失常^[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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